文 | 陈杰
鲁桂珍，这位“东方魔都”上海人眼中“妩媚、潇洒，绰约风姿颇像当年阮玲玉”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高材生，1937年冒着全面抗战爆发的战火奔向英国剑桥大学，结识了“闻名的剑桥科学家”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后取名“李约瑟”。
尼达姆时年37岁，鲁桂珍33岁。如英国作家文思淼所说，在这一生中，由于他对一位中国女子的爱恋，单枪匹马地努力改变西方人对东方这个古老民族的看法。
赴英一路艰险途中，鲁桂珍凭着知道的尼达姆的一些著作，心里在想将遇到一位白胡须老先生，然而站在她面前的却是一位头发乌黑的年轻生物化学家，气吁吁地东奔西走，身上穿件被做实验的酸液烂穿了好多孔的白色工作服。“他已是一位因研究生物化学、胚胎学和实验形态学之间的边缘科学而闻名的剑桥科学家。他早已得有博士学位，既是哲学博士，又是科学博士，而且已经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后来，他又得到英国学术院院士的头衔，标志着他在人文科学方面的成就。在英国身兼这两个最高学术机构的院士，是绝无仅有的。”这是鲁桂珍见到尼达姆强烈的印象。
“我们和李约瑟之间渐渐产生一种奇异的磁力。随着他同我们的交往越多，就越觉得我们在科学的理解力和理智的洞察力方面，都完全同他一样；这就使他惯于探究的头脑感到诧异：为什么现代科学只起源于西方世界呢？再过了许久，他和我一起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之后，第二个问题又发生了：为什么在早先的十四个世纪里，中国对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和用以造福人类方面又远胜过欧洲呢？”鲁桂珍后来说。
这是“李约瑟之问”最初的“胚胎”，“李约瑟之问”的完整表达见于李约瑟献给鲁桂珍的著作《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更有效率？
回答“李约瑟之问”是李约瑟制定后半生倾注全部心血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直译《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宏大计划的主要动机。“李约瑟之问”是他深研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核心问题。
李约瑟1943年6月在四川李庄。李约瑟 摄
（一）往日“尼达姆”出自英国剑桥有史最左倾、最激进的一代
1937年，从蒙难的祖国来到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是3位中国留学生，也是剑桥史上首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这一年，李约瑟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及信仰上的“皈依”，“他们（三人）给我的影响远比剑桥大学给我的为大。”（李约瑟：《李约瑟与中国·序》，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第3页）。毕业于燕京大学的沈诗章随高级讲师尼达姆一起工作，研究胚胎生物化学；鲁桂珍受李约瑟的妻子，也是生物胚胎学家多萝西·尼达姆（Dorothy Needham）指导，继续研究有关脚气病和维生素缺乏症之间关系课题。毕业于金陵大学的王应睐跟随细胞色素发现者、生化学家戴维·凯林（David Keilin）教授从学。
鲁桂珍认识尼达姆之前，他已经是个有坚定信仰的社会主义者，上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科学与社会”运动中活跃的“青年科学家”之一，一名年轻的左翼科学家。“实验室里占优势的左翼思想情绪完全适合我们。”“实验室的好多工作人员思想都很进步。”（鲁桂珍著：《李约瑟的前半生》，李国豪、张孟闻、曹天钦主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7-8页，第24页）。
尼达姆夫妇是剑桥城内毫无疑问的社会主义者伉俪。1924年9月二人婚后一年在法国认识了生物学家、社会主义者路易斯·拉普金（Louis Rapkine）。拉普金生于立陶宛，在加拿大成长，父亲是个穷苦的皮匠，因逃避犹太人而流亡出来。尼达姆说，“拉普金使我们懂得怎样从底层来看生活，真正引导我们去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在巴黎过他的研究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色地安排许多法国科学家逃避纳粹占领军的统治。”（同上，第26页）
1944年8月，李约瑟夫人、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李大斐在昆明西山采花。李约瑟 摄
作为比李约瑟早一届毕业、大4岁的多萝西，在学生时代是一个积极的左翼社会活动家。有人说，在20世纪30年代剑桥大学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团体的记录中，如果埋没了约瑟夫·尼达姆的名字，但却一定会有多萝西·尼达姆的名字。在社会活动中，多萝西总是领先一两步，当尼达姆刚刚跨入某一领域时，多萝西在那方面已经达到高潮了。（王钱国忠著：《鲁桂珍与李约瑟》，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第205-206页）
作为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剑桥大学部的共产党学生主角之一，剑桥共产党学生支部的书记，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在其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中写道，“我所属的时代，是这所大学有史以来最左倾也最激进的一代。”正值剑桥历史上的鼎盛期，剑桥几乎与英国的科学成就画上等号。在“最左倾、最激进”以及科学成就“鼎盛期”两种现象无法分割开来：难得有任何时期像20世纪30年代那般，出现了许多保持偏激政治立场的著名自然科学家，而且人数多得不成比例。（周全译，中信出版社，2016，第132页）
霍布斯鲍姆又说，“20世纪30年代的牛津和剑桥竟然都受到左派主导，这是相当令人惊讶的现象。”“让剑桥走红的人物来自两大学术重镇——卡文迪什实验室与生物化学实验室的资浅物理学家和生化学家。”（同上，第151-152页）
尼达姆夫妇同属霍布金斯生物化学实验室。“从1920年到1942年，剑桥生化实验室是李约瑟的真正的家。”尼达姆的导师霍普金斯是“英国现代生物化学的真正创始人。”（《李约瑟的前半生》，《中国科技史探索》，第23页）
1929年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使国际性左派迎来红色的1930年代，又称为“马克思主义化的10年。”知识界是左翼的天下。1931年，英国大选，李约瑟作为年轻的工党党员开始在剑桥大学支部和剑桥地方支部积极活动，同时又在本地和全国范围内致力于恢复“科学工作者协会”的组织。“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起一直到后来合并为规模更大的科学、技术与管理人员协会，李约瑟都是会员。多少年来——实际上在整个西班牙内战时期，他一直在剑桥工会联合会中作为科学工作者学会的代表。”鲁桂珍记到。（同上，第24-25页）
1946年2月-3月，鲁桂珍在重庆。李约瑟 摄
（二）“尼达姆”第一次意外遇到布哈林、赫森产生科学史观“滴定”
1931年6月29日至7月4日，尼达姆作为理事会成员，出席了在伦敦科学博物馆讲堂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会议引起极大轰动的是，时任苏维埃最高经济委员会工业研究部主任、科学院知识史委员会主席布哈林带领苏联最著名8名科学家组成代表团意外出席，成为国际科学史至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原苏共“党内头号思想家”布哈林因与斯大林的政见分歧，1929年被解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真理报》总编辑之职。代表团成员、理论物理学家赫森向大会提交论文《牛顿<原理>的社会与经济根源》，后被冠以“赫森论题”，与“默顿论题”“李约瑟论题”（“李约瑟之问”）“齐尔塞尔论题”，并列为国际科学史的四大论题，如今仍被广泛引用，成为研究范式。
“赫森论题”包括两项主要论点，一为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主题源于17世纪初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需求而产生的突出技术问题；二为牛顿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产物使得《原理》呈现出唯物主义的萌芽与神学信条相混杂的形态。这是世所公认的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科学史的系统探索之作。论文的最后一句言：“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科学才能真正地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崭新的科学发展道路正展现在面前，在无限的空间里，或是在无限的时间里，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科学胜利前进的步伐。”（赵红洲、蒋国华：《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科学的冲击——赫森事件与科学学的起源》，赵红洲主编：《政治科学现象》，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79-80页）
尼达姆认为，赫森的论文是引起最大反响的“一篇发言”，46年后，他作为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唯一健在的理事会成员，“毫不后悔地向赫森的幽灵焚香，相信不同社会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必须和他们之间的知识的各种因素一起来考虑。”（李约瑟：《近代科技史作者纵横谈——在第十五届国际科学史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社会主义者、剑桥大学晶体学家贝尔纳（J.D.Bernal）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描写这次大会为“俄国革命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思想交流的会议”，大会最主要的成功就是“与激进的左翼人士取得了联系”并引起了李约瑟等这些年轻科学家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注意。（安德鲁·布朗著、潜伟、李欣欣等译：《科学的圣徒：J.D.贝尔纳传》，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第128页）贝尔纳1939年出版科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科学的社会功能》中说，“在英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931年举行的世界科学史大会。当时俄罗斯派出了一个强大的代表团出席会议。他们在会上展示了大量的新思想和观点。这些观点表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科学，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的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以及科学的作用机制。”其中赫森关于牛顿的文章，“对英国来说，是对科学史进行新评价的起点。”（王文浩译，商务印书馆，2023，第584、603页）
尼达姆深受贝尔纳的影响，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1939年赠给尼达姆夫妇，其中指出，“科学就是共产主义。因为在科学中，人们学会了如何自觉服从于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又不丧失他们的成就的个性。”“近几年来，中国开始独立自主地发展科学。纵观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期，中国一直是三大或四大文明中心之一。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政治和技术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有意思的是，现代科学的出现和随之而来的技术革命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西方。”随之，贝尔纳分析了原因，“在整个19世纪，西方通过贸易战争、争夺租界权的斗争以及破坏有秩序的政府等方式来干涉中国，有效地阻止了中国科学的发展，正如它阻止了印度的发展一样。”贝尔纳认为，“中国传统工艺的极高质量是其希望所在。……中国的文化传统经过适当的改造后，能够为科学工作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能够对科学的发展做出即使不是比西方更大，至少也是一样大的贡献。”（第617、316-317页）这本书深得李约瑟的好感。贝尔纳之“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李约瑟之问”的“胚胎”之一。
李约瑟后来追忆，“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客观、权威的专著，讨论中国文化区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历史。……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首先在于不同文明的社会、思想、经济结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李约瑟著、张卜天译：《文明的滴定》，商务印书馆，2016，第176页）运用赫森、贝尔纳阐述的社会主义科学史观以及唯物辩证法是李约瑟主要思想资源的“滴定”。
荷兰科学史家H.弗罗里斯·科恩称，“由于受到赫森1931年演讲的影响，李约瑟的社会主义信条得到了巩固，自那以后他一直保持着强烈的马克思主义色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22，第720页）
（令人痛惜的是，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赫森因被认定参与1934年谋杀苏维埃领导人恐怖袭击事件定罪为“人民的敌人”，1936年12月20日被枪决，1955年平反。布哈林以“叛国罪”于1938年3月14日被秘密处决，1988年恢复名誉。）
（三）“尼达姆”出征中国前不仅是外交官，也是一位具有社会主义信仰的科学家
1933年，李约瑟和贝尔纳以及卡文迪什实验室和霍普金斯生物化学实验室的80位学者和研究生，建立了“剑桥科学家反战小组”，积极参加反战活动。（《李约瑟的前半生》，《中国科技史探索》，第25页）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欧洲每一位左翼人士像磁石一样被牢牢吸引，成了全世界知识分子左右翼大决战的标志性事件。苏联大力支持由西班牙共和党、社会党、共产党组成的人民阵线共和政府。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派出军队支援佛朗哥叛军。尼达姆毫不迟疑地选择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在英国，他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发表演说，参加游行集会，堪称一位社会主义斗士。
事实上，鲁桂珍最早为尼达姆吸引也是因为他投身支持西班牙左翼的行动，在李约瑟为鲁桂珍拟就的小传中写到：她在上海从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剑桥的李约瑟（当时的姓名是约瑟夫·尼达姆）担任着康福德——麦克洛林基金会的司库，该会的宗旨是救助反抗西班牙佛朗哥政权而牺牲的国际纵队成员的遗孀。她觉得，剑桥生物化学实验室是个很好的工作场所，因而她当即决定安排到英国来留学。（李约瑟：《鲁桂珍：支持桥梁的拱门》，转自钱焕琦主编：《金女大校友口述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41页。中央电视台2021年专题片《李约瑟和中国古代科技（一）》称鲁桂珍受康福德——麦克洛林基金会资助赴英有误）
霍布斯鲍姆在其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说，20世纪30年代，左派的确在英国一些顶尖的大学里面，吸引了那个时代智力最发达的学生。鲁桂珍曾对同事何炳郁说，她参加过中国五四运动的游行，手举国旗，高呼口号，比20世纪60年代剑桥大学学生示威热闹多了。
1937年，当日本军国主义挑起对华全面侵略战争，尼达姆第一时间加入声援中国人民抗战的社会活动，用剑桥大学副教授的名义发表支持中国的文章，在英国社会主义者社团发表演说，反对他的国家对这场战争采取绥靖中立立场，撰写关于中国抗战局势的小册子，以便于英国的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了解在中国发生的反法西斯战争。他一有机会到伦敦，就去游行，散发配有红蓝翻领旗的徽章，旗帜上印有自己写的最合时宜的口号：“援助中国！圣诞节不要买日本玩具！” 通过一连串活动，尼达姆作为中国的坚强卫士之一在英国名声大噪。（文思淼著：《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姜诚、蔡庆慧等译，刘钝、王国忠审校，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第47页）
1939年11月15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高级学者召开的会议，一致决定，说服英国政府出于道义作出干预，帮助中国知识界得以生存下来。一致同意，马上派遣一支富有同情心的英国人组成队伍到中国去，调查那里的局势，找出中国大学最缺哪些援助，怎样把英国政府提供的帮助加以实施。（同上，第48页）
李约瑟访问中国前，是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剑桥分会的支持者，在1941年3月22日给中方的一封信中写道：世界上每个国家有着美好愿望的人都在等待目前这场战争将要不可避免地带来的深远社会变革。中国的重建应该提供一个新文明的机会，在这种文明里共产主义者的重要性将不可估量。他们也许能够重新诠释世界范围内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势。中国古老的儒家慈善理性主义是普世且不言而喻的。如果中国人认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是经济组织的最高阶段那就大错特错了。共产主义的唯一答案是给人民提供比一般所给予的更多——如果这是可能的。（付邦红：《李约瑟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情缘》，《科学文化评论》第13卷第3期，2016）
英国外交部下属的英国文化委员会作出派遣李约瑟前往中国的决定。“由于科学的中立性以及在战争中的重要价值。李约瑟作为剑桥大学教授和皇家学会会员，正式获得外交官身份，担负起战时外交工作。”（中新社北京2025年8月11日电李约瑟与中国抗战有哪些少为人知的故事？——访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访问学者刘晓）此时李约瑟已是一位具有社会主义信仰的科学家，不必讳言。
李约瑟1943年5月在四川乐山木材实验室。唐燿 摄
（四）“尼达姆”有新名“李约瑟”，她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荷尔蒙”和激励者
1954年，当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李约瑟在序言“志谢”写道，“他们（三位中国留学生）在剑桥留下了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中国的全部科学技术史，应该是任何一部世界成就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科学出版社，2018，第8页）
鲁桂珍后来说：
——李约瑟放弃了正常的科学生涯，而转向（中国科技史）这方面来，一半是由于他内在的兴趣，但是据她所知，一半也是由于他有意要扭转一种长期以来存在的错觉和误会，要使全世界能对中国人民的成就予以应有的好评。
——三个中国留学生给李约瑟“带来了（如他常对我说的）在有意无意中寻求已久的思想解放——从以为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价值是绝对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认识到世界上存在着其他同样微妙复杂，同样迷人，同样值得探讨研究的思想体系和社会生活。
尼达姆说，天下自有对本国文明之外别一种文明整个儿地“一见倾心”的事。
让尼达姆对中国科学与文明“一见倾心”，以至改变他后半生的研究方向还因为——他又一次恋爱了，爱慕的就是鲁桂珍。
在李约瑟为鲁桂珍拟就的小传中，他写道：从此，我不再仅仅从事常规的科学研究，而转向中国科学技术历史的研究，这种转变主要由于鲁桂珍对我的影响。
鲁桂珍教38岁的尼达姆学习汉字，建议尼达姆到中国旅行，鲁桂珍自信曾养成一种信念，即认为古代和中世纪中国的实践者、工匠和科学家，对他们自己所做工作的理解，要比大多数西方的汉学家们一般想象的深刻得多。李约瑟吸收了这种信念，开始逐渐认识到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总的态度是错误的。这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一向就是一个有着数不清的农民、冠之以少数几个士大夫和诗人的国家。即使剑桥的汉学家也认为李约瑟决不要相信在中国找到任何对于科学史有意义的东西，但那时他和鲁桂珍已经知道能够找到有意义的东西。
鲁桂珍根据英文原名的中文发音与中国姓氏规则为尼达姆精心挑选了“李约瑟”这个名字。夫人多萝西·尼达姆20世纪40年代来华，取汉名“李大斐”。
李约瑟称道鲁桂珍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巨作的“荷尔蒙”和激励者。（《鲁桂珍与李约瑟》，第121页）
1939年李约瑟和鲁桂珍合作完成中国科学史论文《中国人对食物疗法的历史贡献》，把李约瑟引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可视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最初“胚胎”之一，因战乱丢失，这篇论文1942年、1948年两次再寄，迟至1951年发表在美国科学史学会季刊《艾西斯》（ISIS）第42卷。
著名华裔学者、曾任李约瑟研究所所所长何炳郁说，鲁桂珍对中国科技史的最大贡献就是引出一个李约瑟。假如她没有在1937年去英国，恐怕科学史上不会有一个李约瑟，而仅在生物化学界有一个Joseph Needham（约瑟夫·尼达姆）。（《鲁桂珍博士简介》，《中国科技史料》第11卷[1990]第4期）同理，如果鲁桂珍没有遇到李约瑟，可能是一位生物化学家，而不是一位科学史家。
鲁桂珍曾说：李约瑟在两个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我就是支撑这座桥的桥拱。（黄兴宗：《蓝碑·序》，钱雯著：《蓝碑：她引出了李约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3页）
李约瑟来自科学革命的故乡。在赴中国之前，李约瑟已经开始思考有关中西方科学思想比较的问题，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计划“已经有了一个大体的轮廓”。（《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第9页）
1942年夏李约瑟与多萝西从苏格兰返回剑桥的火车上，把最初的构思写在一张纸上，后整理成一个打印稿《一篇关于中国科学和科学思想史的论文》，发给部分学者，征求意见。李约瑟来华前，1942年9月23日《大公报》发表中央社驻伦敦记者对其的报道：“渠（即李约瑟）继称：迄今尚无一部科学史叙述中国古代哲学家科学思想之起源，致使西方完全不知中国之伟大贡献。因西方人士对中国此种重要之发展与各时代之社会及经济背景，估量过低。渠讲此书理应问世，且将为中国科学家之手笔。”（《李约瑟与中国》，第64页）。
1943年2月李约瑟从印度加尔各答出发，沿着“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抵达中国昆明，由此开始长达3年多的援华科学行动，直到1946年4月，离开中国香港，返回伦敦继赴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自然科学部主任。3年长途跋涉，克服重重困难，访问了中国10个省份296个大学及科研机构，他常戏谑道：一路看到的中国毫无疑问比他的中国共产党朋友在其著名的长征途中看到的还要多。他们仅仅走了8000英里，不过他也欣然承认基本上是乘坐汽车完成行程，而红军几乎全靠两条腿行走。（《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第89页）
李约瑟抓住在中国实地考察的机会，与中国科技界学者广泛讨论交流问题和收集研究写作所必需的文献资料，追寻“李约瑟之问”。1943年4月27日到达成都，他已开讲：“现代科学何以不在中国发展”。李约瑟称，在中世纪，中国的科学和技术比欧洲远远领先。他当时的秘书黄兴宗记录到：“我本人，如同许多其他听众一样，都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都感到大吃一惊。他接着发问：那么，为什么现代科学在欧洲发展而不在中国发展呢？在此后的十多个月里，我多次听到他重复这一问题。接下来经常会有热烈的讨论。有时，他也表露过，打算在战争结束以后花费一点时间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我相信，如果那时有人对他说，他以后在这方面将要承担多么漫长、广博、精深的钻研任务，即使是他自己，听了也会吓坏的。”李约瑟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展宽了他与中国人民的共鸣，加深了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从而更增强他对中国文化的爱慕。（《李约瑟博士1943-1944旅华随行记》，《中国科技史探索》，第51-52页、第82页）
李约瑟1943年5月在成都演讲。佚名 摄
1944年2月，李约瑟在重庆中国农学会作演讲《中国与西方的科学和农业》提出，“作为一个整体的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它发生于西方——欧美，即欧洲文明的广大范围内。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以为我们必须找出这个原因，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它，我们关于科学技术的观点就要处于完全混乱之中。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过去，我们也就没有多少希望来掌握未来”。（李约瑟、李大斐编著，余廷明等译：《李约瑟游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第267页）
李约瑟1946年初在重庆。佚名 摄
鲁桂珍称：“李约瑟总是说，他在中国的这一段时期是了解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天赐良机。……他的身份是科学家，是中国科学家的朋友。……他认识到有许多关于中国文明的东西需要学习，所以他到那些地方去主要是作为学生，而不是以先生自居。”李约瑟在二战末期写给鲁桂珍的信中说：“从我初到这里以来，你们国家和人民所给予我的感受是无与伦比的。……那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我永世感激你带我领略了这一切。”（《李约瑟的前半生》，《中国科技史探索》，第36-38页）
（五）终其一生“开放式”的婚姻关系
“献给最亲爱的桂珍，我半个世纪的支撑和后盾，来自约瑟，还有我所有的爱（all my love）。”这是1987年3月，李约瑟将他收到中国出版的《李约瑟文集》签赠给鲁桂珍的题签。（梅建军：《祝贺<李约瑟文集>[修订版]》出版》，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第3页）
李约瑟与鲁桂珍的情愫得到李约瑟的妻子多萝西的支持与祝福，多萝西 “以一种左翼人士时兴的理智宽容态度默许了这份恋情。（《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第6页）
1944年9月，李约瑟夫人、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李大斐在昆明。李约瑟 摄
作为英国社会主义者，“开放式”婚姻是尼达姆夫妇姻缘确立前共同的选择，持续了60多年（同上，第24页）。他们对婚姻的认识有别于主流婚姻观，也就是夫妻双方婚后都有与他人进行性与爱的权利。在20世纪早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席卷几乎所有国家革命者之间，一种被称为“杯水主义”的婚姻观曾经普遍存在，其核心观念就是婚姻中的性开放。这种起源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婚恋观很快被列宁否定，但确实对各国社会主义者都产生过影响。列宁曾对德国妇女运动的领袖克·蔡特金说，“你一定知道那著名的理论，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和爱情的需要，将象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这种杯水主义已使我们的一部分青年人发狂了，完全发狂了。这对于许多青年男女是个致命伤。……目前在性的问题上普遍的亢进，不是给予而是剥夺了生活的快乐和力量。在革命时代，这是有害的，非常有害的。（克·蔡特金著、马清槐译：《列宁印象记》，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79，第69-70页）
《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写道：多萝西为人谨小慎微，简直是完美的圣人，能够如此容忍她那标新立异的丈夫而无怨无悔。李约瑟后来暗示说她的妻子比他更为庄重严肃，她不是一个爱张扬的人，而是一个很理智的人，从不越轨，也不喜欢标新立异。（第25页）20世纪30年代剑桥大学工作圈内的人，都倾向于社会进步论并包容性开放行为。（第36页）
霍布斯鲍姆在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中说，20世纪30年代的剑桥大学“党员们的性态度往往相当解放。”（第177页）“崇尚爱情自由的共产党员，那些人的作风曾导致列宁对乱搞男女关系（‘一杯水主义’）做出批判。”（第191页）
社会主义者、鼎鼎大名的贝尔纳被称为“情有独钟的性伴侣多变主义”，他的身边不断有女伴。（《科学的圣徒：J.D.贝尔纳传》，第586页）而他也被公认是“20世纪最典范的科学圣徒。”（同上，第588页）
中国学者王钱国忠认为，“几十年来，桂珍一直是约瑟夫妇的亲密朋友，他们三人可谓是一个友好和睦的群体。他们常常一同喝茶、进餐或游戏，并一同旅行或出访，情同手足，亲如兄妹。”（《鲁桂珍与李约瑟》，第153页）鲁桂珍和李约瑟“情逾兄妹。她称李约瑟大哥，李约瑟称她珍妹。”（何丙郁：《鲁桂珍博士简介》，《中国科技史料》第11卷[1990]第4期）
曾任中国驻英使馆文化参赞周尔鎏也说，“三个人在一起组成了一个非常特殊友爱的家庭。鲁桂珍一方面照顾多萝西，一方面以自己中国语言和科学知识，参与并支持李约瑟的科研，以此为家直至终老。她还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协助李约瑟到英国以外的地方如香港等地筹集资金并且广结人缘，使得研究工作持续发展。”（《李约瑟和鲁桂珍的国际佳话》，周尔鎏著：《我的七爸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第366页）
二战末期与李约瑟在剑桥大学相识的中国作家叶君健，1982年又在剑桥见识了三人的深厚感情。李约瑟和鲁桂珍请即将离开剑桥的叶君健吃了一餐便饭，饭后鲁桂珍另买了一包三明治，为的是带给已卧床不起的李大斐。她又把桌上的面包屑收到一起，仔细用纸包好，叶君健顿生疑惑，问她收这些东西有什么用。“约瑟的老伴爱鸟，”鲁桂珍答道，“这些面包屑是专带给她撒给院里的鸟儿吃。”这句简单的话充满了无限的柔情，叶君健深受感动：他们三个人住在一起，亲密无间，很愉快。（《忆李约瑟》，叶君健著：《欧陆回望》，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第20-21页）
1946年3月，鲁桂珍在重庆。李约瑟 摄
鲁桂珍一度想回中国工作，给周恩来写过报告，后来周恩来说服了她，周恩来认为他们三人在一起进行合作，最终将做出一种为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所共同享有和纪念的永久性的杰出贡献，劝说她还是留在英国和李约瑟、多萝西夫妇一起完成这一项神圣的任务。（《李约瑟和鲁桂珍的国际佳话》，《我的七爸周恩来》，第366页）1956年，周恩来总理通过鲁桂珍和李约瑟的好友郭沫若院长对鲁桂珍这样说：你若想回中国，就作好准备。但是你现在在英国做的工作，远比回祖国工作更有意义。没有你，此项计划（协助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恐怕就不能继续了吧，还是请留在先生身边吧！（《鲁桂珍与李约瑟》，第73页）鲁桂珍后来对好友潘吉星回忆说，她之所以留在英国，是因周总理通过人转告她，认为她在英国帮李约瑟工作，发挥的作用比在国内大。（《潘吉星致本书作者函》，同上，第258页）鲁桂珍1956年底从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辞职回到剑桥，成为李约瑟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主要合作者。
在抗战后期的山城重庆，李约瑟与周恩来夫妇就有往来，邓颖超生前回忆，她和周恩来曾去李约瑟处吃过一次饭，还把与李约瑟经常双双出入、关系亲昵的鲁桂珍误认为李约瑟的夫人，当时鲁桂珍任李约瑟主持重庆中英科学合作馆营养学顾问。（王钱国忠：《我的“李约瑟情缘”》，《档案春秋》2014年12期）
1987年12月22日，李大斐因久患阿尔茨海默症在剑桥家中平静去世。1989年9月15日，经友人多次撮合，李约瑟、鲁桂珍结为伉俪，一起分享永恒的爱情，但婚姻生活仅持续两年。1991年11月28日鲁桂珍因患支气管肺炎去世。此后李约瑟连续地而不是同时地给3位东亚女性写求婚信都遭到拒绝。（《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第227页）“李约瑟在第二任妻子逝世后，同时向三位亚裔女性求婚。”在两性关系问题上，李约瑟终其一生始终持自由开放的观念。（王钱国忠：《李约瑟的世界观及其东方情结》，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第13卷，第4期）
三人世所罕见、超越平凡的爱情世界，非常人心态所能望及。
李约瑟与鲁桂珍
（六）回复网友：李约瑟为新中国作证波及《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
拙文《李约瑟一段不为人熟知的历史》在“六根”发表后，有网友留言：请介绍一下此人在朝鲜战争中参与细菌战调查的历史。
1951年夏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违反《日内瓦公约》，步日本军国主义的后尘，向朝鲜和中国东北连续投下大量细菌弹。为了反细菌战，中国组织了很多科学家去中国东北及朝鲜调查，取得实物，在实验室进行检查；同时组织国际法律科学调查团来调查。后来又邀请了由6名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调查团来调查，先后查看了标本及实验室的结果和细菌弹。中国以事实揭发了美国的罪行并提出严重抗议。这是曾为国际科学调查团法文翻译，后又赴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石毓澍的口述。（天津市口述史研究会编：《世纪回眸：石毓澍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第137-138页）
在英国有18名科学家接到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人民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的邀请，17名科学家慑于美国的权势退出，只有李约瑟一人接受邀请，愿意参加，担任生化专家组组长，亲自撰写调查报告。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李约瑟第一次重返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大地。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任务中，深入人迹罕至的边陲村落实地考察，与村民交谈，四处收集资料，整理堆积如山的笔记。长达665页的调查报告在1952年9月15日最先用法文发表。李约瑟对美国进行严厉谴责，“美国军队为了达到它们的目的，不惜通过大量的各种不同的方法使用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些是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访华结束后，李约瑟在剑桥受到各种责难，成了众矢之的，陷入空前的孤立，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地动山摇式的猛烈批评和侮辱性评价。有些人称他为傻瓜，有些人骂他是叛徒，还有些人干脆叫他疯子，他在社交上和学术上都受到英国主流社会的孤立和排斥。（《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第201页）英国内政部把他列入黑名单，美国驻伦敦大使馆不加解释地一律拒绝给他签证，直至上世纪70年代。
李约瑟（左）与中央防疫处处长、微生物学家汤飞凡1944年8月在昆明西山。 李约瑟 摄
科恩说，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政权指控美国进行细菌战，李约瑟的亲华倾向和社会主义立场使之欣然为前者作证。有不少西方学者从未原谅李约瑟，认为他凭借自己的声誉来支持这些似乎毫无根据的指控，若非如此，《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卷本可以得到热诚得多的欢迎。但是“李约瑟从未曾放弃一种观点：共产主义社会代表着人类进步的顶峰，因为它预示了未来的‘世界合作联合体’。”（《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第720页）
鲁桂珍认为，李约瑟参加这次调查是他在战时同中国科学界结成的友谊的直接结果——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需要支持，他不能不给予支持。（《李约瑟的前半生》，《中国科技史探索》，第40页）
（七）无数智者可以倾情仰望亦需艰辛攀登的高峰
鲁桂珍说，李约瑟的“心灵形成了永远是在搭桥的状态之中，永远谋求调和，谋求使分裂的东西结合起来：首先是在科学与宗教之间，第二是在生物化学和形态学之间，第三是在宗教与社会主义之间，第四是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同上，第13页）
李约瑟被称为通才式的“20世纪的文艺复兴人”。作为国际跨文化科学史研究的先驱者，他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类不同文化的交互融合。早在“李约瑟之问”形成之际的1944年，他就在烽火与废墟的中国提出，“近代科学绝对是国际的。中国科学家与西方科学家之间没有区别。我特别不喜欢使用‘外国’科学或‘西方’科学这类字眼儿。科学既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不存在‘外国’科学或‘中国’科学这类东西。只有一种国际性的人类科学，这是我们的共同财产。今后人类进步只能有一种可能的方式即通过合作和团结。科学的统一已经预兆了总有一天将人类团聚为一体的政治上的统一会实现。中国人民和西方人民在这样一个共同目标中是兄弟。”（《李约瑟游记》，第274页）
李约瑟最钟爱的隐喻是：传统科学的诸多河流全部汇入了现代科学普遍科学的海洋。百川归海，不同文明古老的科学细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现代科学的汪洋大海，包纳了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各民族的科学贡献源源不断地注入。他倡导“普遍科学”，表达人类文明必将融汇归一的信念。
“人类是一个大家庭，”李约瑟曾写道，“科学的世界观显然已经超越了一切种族、肤色和宗教文化的差异。”“难道不存在一种理想的人类思想史与自然认识历史，使人类的每一项努力都各居其位，而不管其渊源和影响吗？现代的普遍科学及其历史和哲学终将包含一切。”（转自《科学革命的编年史学研究》，第724页）
正是秉持着这一观念，李约瑟不仅试图发现中国古老科学的实际内容，而且试图揭示中国和其他东方科学传统为现代“普遍科学”做出了多少贡献，李约瑟上世纪三十年代率先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仅在欧洲产生。李约瑟后来不断将它深化为这一问题的变种：“为什么现代科学产生于闪米特-西方（欧美）文明，却未能产生于中国文明”（1944年），或者“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在欧洲而不是在亚洲发展起来”（1960年）。科恩称道：“在20世纪的学术史上，鲜有一个朴素的问题能够引出如此壮观的成果。”（《科学革命的编年史学研究》，第711页）
“他所有的著作都是激动人心的探索，不对任何问题作最后结论，却打开宝藏的矿山，让其他学者嗣后能进一步开发——加以修改，校正，充实。”鲁桂珍说。（《李约瑟的前半生》，《中国科技史探索》，第24页）
历经近90年的探索，“李约瑟之问”绝不是一个伪命题，但也不是一个存在标准答案的定解或多解的智力问题配资的好处，而是一个高度凝练、具有启发式的论题，它是一座吸引无数智者可以倾情仰望亦需艰辛攀登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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